瞭望第2期封面
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其名著《風險社會》一書中所揭示的，在后工業化時代，人類正步入“風險社會”。當今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交織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遭遇社會轉型拐點。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教育、醫療、住房、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遷、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生態環境等熱點領域不斷積聚能量，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極端事件增多，消極腐敗現象和嚴重犯罪活動影響嚴重，還有一系列天災人禍給公眾內心帶來的顛簸、震動，無不令中國人對于“風險社會”的體味更加深刻。
而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不協調、不科學、不可持續的負面效應和社會斷裂，集中投射、釋放于社會層面，對社會管理的壓力重負不言而喻。我國社會管理體制能否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發展局面，幾乎決定了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期的中國發展前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有著超高的風險系數。
一面是無“主管機構”的新單位、社會人不斷增加，人口流動加劇，網絡行為活躍，需要大幅增加社會管理和服務資源投入；另一面是社會管理體制中多頭管理與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隊伍“質”、“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遷、勞資矛盾、就業壓力等社會矛盾大量產生，社會階層固化、對立趨勢漸成，部分社會成員道德失范、年輕一代價值取向“神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會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會用，執法無力與執法暴力、行政傲慢與行政無能并行
面對現實，要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需要首先弄清社會管理事務中哪些是政府該管的，哪些是不該管的？該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該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給誰？還有，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中哪些價值觀念應該繼續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減壓閥、出氣口的作用？
從另一個維度看，政府已然無法延續“一方獨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會力量及時融入，使“大社會”名副其實。但政府放權了，社會力量能頂上嗎？這也需要政府給予時間、空間，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會力量才能實現健康有序的“自組織”，其間還不可缺少精英階層的實際參與。
也許，通過摸爬滾打，在社會管理實踐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術，但這還不等于就擁有了社會管理的智慧，讓人民順心。
相對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務”。俯下身去傾聽，人民群眾會告訴我們，大家需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什么樣的管理服務，怎樣才能管理好社會。“誠意＋技術”，才是開出社會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礎。
《瞭望》文章：社會管理考驗“中國智慧”
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處在“亞健康”狀態，急需對癥下藥，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里，讓社會管理走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帶著愿景，具有特殊時間坐標的2011年走進了中國人的生活：物價還會漲嗎？房價能降嗎？拆遷能依法了嗎？治堵能見效嗎？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嗎這些被帶入新年度的問號能否拉直，相關因素很多，但社會管理能否給力成為關鍵。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社會管理面對的新挑戰、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社會管理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依然燃點較低。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相對于經濟建設而言，社會管理的“表情”繃得較緊。無論是已開啟的“十二五”，還是在戰略機遇期的下一個10年，社會管理的成敗直接考驗著“中國智慧”。
“四個維度”折射社會“表情”
“糾結”，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管理“心情”的生動寫照，由此而產生的“表情”自然輕松不起來。以下四個維度更能折射出社會管理的“表情”。
“寧信訪不信法”。信法是調解一切社會紛爭的基礎。然而，現實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信訪不信法”傾向。不管是民與官的矛盾，還是民與民的矛盾，信訪似乎成為解決矛盾的一種習慣心理。行政資源比法律資源有限，大量的信訪案件難以得到及時處置，積案迅速增加，處置難度加大。法律資源雖然豐富，但分享法律資源的成本卻很高，尤其是時間長、費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現象，與人情案、金錢案的打不贏官司現象并存，加劇了社會“不信法”的程度。
#p#分頁標題#e#“公權強私權弱”。公權力與私權利達成相對平衡，是減少社會矛盾的內因。但目前部分領域、地區、環節，卻存在公權力頻繁損害私權利的嚴重問題，在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中尤為突出。與私權相比，公權力本就處在強勢地位，需自我約束、自我規范。但少數行使公權力的部門或干部，卻屢屢侵犯私權利，引起社會矛盾，甚至導致命案發生。公權力肆意妄為不僅破壞了平等、法治的精神，還誘發了負面社會情緒，導致社會管理難度增大。
“個體誘發群體”。近些年來，一種類型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引起社會管理者的警覺，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個個體矛盾，但最后卻釀成了大規模沖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個孩子用石塊劃了一位老板的汽車，老板生氣打了孩子。一個簡單的糾紛，但卻導致上萬人參與，發生打砸行為。個體矛盾演變為群體性事件，反映了“無直接利益沖突”升級的新趨勢。個體靠群體來維權，群體拿個體來說事，這無疑給社會管理提出了新挑戰。
“網下冒煙網上燃燒”。社會從來都不會是風平浪靜的，更何況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加速發展時期，社會階層深刻變動，社會結構深刻調整，社會心理深度撞擊。在傳統的社會條件下，社會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斷的，彼此之間“串燒”的少，社會群體之間也很難實現大范圍的溝通，社會情緒的傳染烈度較低。但在網絡時代，局部沖突易被放大，社會矛盾交織難辨，社會情緒加速感染，出現“網下冒煙網上燃燒”的新勢頭。“日記門”“香煙門”“報銷門”“回扣門”，這些網下“不軌行為”經網絡迅速傳播后，變成了“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在成為社會管理新工具的同時，也正成為社會管理的難點。
“表情”背后的四個“不適應癥”
這些社會“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階段的社會心理。從已經發生的事件不難看出，一些滯后的社會管理理念也在加劇著“新表情”的出現。面對“新表情”，社會管理者卻出現了不適應癥狀。
“守法不適應癥”。依法行政是各級政府自身建設的首要目標，然而法治意識淡薄卻是少數政府人員、公職部門的典型癥狀，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管理事務中，他們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長官意識、部門意識占上風，隨意決策，主觀臆斷，導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為嚴重偏離群眾意愿，甚至完全背離社會管理規律，結果越管理越亂，越管理群眾越不滿意。
社會的成熟程度，決定著社會管理的質量，成熟的社會要求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在法律賦予的權限里審慎履行職責。但現狀離群眾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門利益時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門立法還沒有徹底糾正，公職人員權力尋租時有發生，等等。守法，是社會的底線，也是社會管理的基石。如果社會管理者自身還存在“守法不適應癥”，必將貽害無窮。
“限權不適應癥”。當前，社會矛盾滋生的一個誘因就是社會管理者不當行權，在一些領域、一些環節，社會管理者的權力膨脹得很厲害，“強權”色彩十分濃厚。近年來屢屢發生的跨省逮捕所謂“誹謗者”的行為就是一個有力例證。這些公職部門或公職人員動輒揮舞著權力大棒，不允許公眾有半點“不敬”，面對輿論監督，他們不是內省而是千方百計通過“抓人”來消除所謂“負面影響”。
社會管理中還存在大量權力不受制約的現象，比如拆遷補償協議還沒談妥，擁有推土機指揮權的人就野蠻地把房屋給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權力怎能管出和諧社會來？對那些習慣了不受約束的管理者來說，限制他們的權力無疑是“革他們的命”，他們會百般抵制、極端不適應，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化小不適應癥”。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會的前提。當前，社會利益主體多元、人員構成多元、價值判斷多元，出現小規模矛盾沖突實屬正常，社會本可以通過“把矛盾化解在小”的辦法來調解矛盾，維持社會的動態穩定。但目前社會管理者發現和處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觀上說，一些小矛盾的確難發現，但一些基層領導干部主觀上的確存在不重視小矛盾的思想傾向，通常憑人數多少、沖突強弱來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從潛在風險和關聯度來認識矛盾。比如社會普遍用“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等這樣的名稱來表達對社會分層的理解，其中蘊藏著對機會不公的不滿。在這樣的社會心理中，一個家庭富裕的學生與一個農村學生之間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變成為一起群體性事件。但在不少社會管理者中，這樣的警惕和判斷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p#分頁標題#e#“監督不適應癥”。監督是社會管理的有效手段。對于社會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權力的管理部門或管理人員來說，監督是保證他們手中權力不變形、不尋租、不濫用的利器。但實際上，一些管理者卻對監督很不適應。近兩年來，網絡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錄公務員或提拔行為，引起社會反響。但有些管理部門或管理者卻對此不以為然。從這些行為的實施過程中不難發現，社會管理者帶頭破壞了社會公平規則，用隱蔽的方式排斥監督。要不是網絡介入，這些行為恐怕很難被發現和糾正。
探尋社會管理三劑“良方”
社會系統猶如人的肌體，而社會管理如行醫術。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處在“亞健康”狀態，急需對癥下藥，在“十二五”期間乃至更長時間里，讓社會管理走到健康的軌道上來。
摸準新時期群眾工作脈搏。群眾工作丟不得，這是全社會的共識。但新時期如何做好群眾工作，卻需要在實踐中探索。首先要變“車下去”為“心下去”，跟群眾交朋友，傾聽群眾的心聲，把群眾放在心坎上。一段時期以來，干部出門有車坐，雖然下基層更便捷了，但卻與群眾隔著車窗玻璃。群眾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間的心卻離得遠了。因此，光“車下去”、“身下去”還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變“灌輸”為“協商”。“通不通三分鐘”，這樣灌輸式的群眾思想工作在特定時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眾工作不是單純的思想工作，還包含利益分配、權益保障等內容。因此，與群眾坐下來一起協商，一起討論，形成體現多數人意愿的決策，是群眾工作的新內涵。
三是變“為民作主”為“讓民作主”。在解決社會矛盾、研究發展問題上，尊重群眾意愿、發揮群眾的主體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變“為民作主”的傳統思維，創造“讓民作主”的條件和氛圍。
四是變“送溫暖”為“送公平”。對生活困難的群眾，送溫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從總體上看，群眾更需要公平的發展機會、發展環境和保障條件。社會管理者既要送溫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為主線的社會管理必然會得到群眾擁護。
讓尊嚴看得見、摸得著。尊嚴不是憑空存在著，而是在以下環境中看有無。一是在公共政策中體現尊嚴，當今社會仍存在體制內與體制外、農村與城市、收入高與收入低等差異，公共政策正是縮小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會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區域的人，都應該分享到社會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礎教育，無論生活在什么樣家庭的孩子，都應該擁有受教育的機會。“讓每一個人生活得更有尊嚴”，正是社會建設加速的著力點。
二是在管理的嚴與寬中體現尊嚴。以城市管理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狀態是，大家都彬彬有禮、生活富足，按照規則來生活和工作，但現階段的中國城市還不得不面對尊嚴的拷問。比如當城市管理與擺地攤為生的小商販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還是以人為本至上？顯然，在特定的階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嚴高于城市的秩序，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難群體的尊嚴嵌入進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護私權中體現尊嚴。每個人的合法權益都受到法律保護，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觀上看，私權在今天的社會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視和損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會和被管理者依法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同等的地位，這一點管理者必須心中有數。
對風險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風險，就是不知道如何維護穩定。從社會現實看，哪里的社會情緒積累得多，哪里的社會不穩定風險就高。貪污腐敗、機會不公、貧富差距、資源占有、利益受損等等領域或方面，都積累著較高的社會風險。
當前尤其要警惕決策不當催生的管理風險。社會越多元，對決策的要求就越高，社會越開放，對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從管理實踐看，不少地方在決策中缺少社會風險評估機制，動輒拆遷幾百萬平方米，動輒讓數萬農民集中居住，動輒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這些決策往往缺少科學論證和民主決策過程，因此在具體執行中存在不少風險，有的還會釀成重大群體性事件。對風險保持敬畏，是社會管理者應有的態度。評估風險不是讓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讓管理更具科學，更符合民意，更體現活力。□
《瞭望》文章：五大社會管理“蹺蹺板”
談及社會管理問題，基層政府部門最多的抱怨是：辦事無“腿”、說話無“嘴”、執法無“權”、調控無“手”
#p#分頁標題#e#從黨的十六大確定政府職能轉變的總體方向，社會管理被明確列入政府的目標職能以來，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管理的任務日益繁重，社會矛盾的日趨復雜，使社會管理的難度加大；大力推進社會建設的剛性需求，也在催促著社會管理快點兒“硬起來”。
然而，原有的社會管理力度卻未能同步提升，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跛腳也一直沒能跟上。種種發展不平衡、政策法規不配套，導致當前社會管理領域出現了五大“蹺蹺板”。
“四無”政府很尷尬
談及社會管理問題，基層政府部門最多的抱怨是：辦事無“腿”、說話無“嘴”、執法無“權”、調控無“手”。
辦事無“腿”。經濟連年高速增長，地方政府的錢袋子真的是鼓起來了，向市民派送“大禮”的新聞不絕于耳。部門做個經費預算，開個新聞發布會一宣布，便覺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讓“大禮包”落實到“每一個市民”呢？
2010年，是廣州“亞運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亞運、健康廣州全民健康活動——限鹽限油項目”，計劃向全市戶籍居民免費發放的250萬套油壺、鹽勺。這些油壺鹽勺，很快由生產企業配送到居委會。然而8個月過去，仍有70萬套無人認領。可謂“好心辦出了糟心事”。
而后，廣州市政府派發亞運交通補貼，戶籍居民每戶150元，集體戶、持有居住證或暫住證的非戶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壺鹽勺”教訓，政府反復向社會征集發放法案，最終任務還是落在居委會身上。不過這次學精了，不再“派發”，而是改為居民自行在“上班時間”到居委會領取，且限定了兩個多月的發放期限，逾期作廢。
同在2010年，為慶祝特區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計劃向深圳市民派發1500萬張電話卡。最初的發放方案，依舊是由居委會發放。但居委會這條“腿”實在已經扛不起政府龐大的身軀，方案遲遲實施不了。一些網民誤認為政府反悔，批評為“不誠信”。最后，還是委托給三大手機運營商辦理。但居民必須先向運營商發送手機短信，申報個人資料。最終電話費送出1000萬份，只完成計劃的2/3。
建立“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的社會管理體制，是政府的豪邁口號。給公眾送“大禮”，尚且難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給公眾“添麻煩”的社會管理事務，諸如食品安全、生產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沒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實現“到邊到底”？
說話無“嘴”。管理，先要知曉。基層政府除了一份黨委機關報、地方電視臺每天半小時的電視新聞以外，不知道該怎樣才能讓千百萬群眾聽到自己的聲音。四平八穩、干巴巴地掛點政務信息的政府官網，又怎能在海量網頁中突圍，吸引到網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說自話、溝通困難。
執法無“權”。法制建設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政府行政權力一步步被限制的過程。面對著浩如煙海的社會管理對象，當群眾或企業發生違法行為，政府職能部門先發整改通知、不聽的就開罰單。“兩板斧”用完，而對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罰款，職能部門往往這樣塞責：“我們沒有執法權，只能發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們沒有辦法。”如何在公共權力和個人私權之間界定范圍，既充分保護私權又能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又給政府出了一道新題。
調控無“手”。該市場調節的還給市場，但當市場機制失靈，需要宏觀調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與市場有形和無形的手較量較勁，糾正市場偏差？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觀調控、緩和社會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環節提高勞動報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記者采訪收入分配問題時，在基層政府聽到最多的說辭，卻是“政府沒有手段”，反反復復一味地強調“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加大社保投入”，別無他法。
立法執行差距大
近年來，我國社會領域立法成果可觀。《物權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還有即將實施的《社會保險法》等，都對調節社會群體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執行，法律越完善、標準越高，客觀上導致被侵權者越多，矛盾糾紛、沖突越多，公眾對政府的不滿也越多。
#p#分頁標題#e#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來越“上檔次”的法律法規，遭遇越來越弱的執行力和羸弱的維權。一些有名無實的所謂制度建設、法律建設，反而徒增被侵權群體的怨氣，削弱了群眾對政府的信心。
我國的法定工作時間，是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絕不遜色于任何發達國家。但是《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卻顯示，九成農民工每周工作超時。工人迫于就業壓力，忍氣吞聲。有的在離職后立即通過勞動仲裁、法院申訴討要加班費，有的則埋下了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線。
2010年9月1日，廣州市開始實行號稱“史上最嚴”的控煙條例。明確規定，餐廳、網吧、公園、游樂場、機場、火車站、體育館、咖啡廳，以及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的辦公室等公共場所全面禁煙。
條例制訂之初，廣州就確立了由一個機構綜合組織協調，包括市衛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鐵總公司等在內的15個部門分工負責的管理體制。但是多頭管理卻陷入了“無人管理”的真空。聲勢浩大的立法宣傳之后，市民既沒見到有誰去制止違法吸煙，更沒聽說有誰因違規而被處罰。有人調侃道，“一支煙”難倒了15個部門。
如果說，過去市民們只能肚子里暗罵吸煙者不文明，如今這執行軟弱的“嚴厲”控煙條例，卻把市民的怨氣怒火引向了政府。
經濟社會管理問題聯動
市場經濟發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從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了。但是從廣東的實踐看，社會管理只有主動緊跟經濟生活步伐，社會才能穩定和諧。
國際金融危機、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看似純粹的經濟事件，最終無一不衍生出社會管理事件：企業停產、減產、倒閉，必然帶來職工失業，誘發欠薪；經濟復蘇，“招工難”接踵而至。物價上漲，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車系列罷工，富士康系列職工自殺，是2010年廣東引起全球關注的兩大事件。兩大企業危機事件的最終化解，都離不開地方黨委、政府和工會的強力干預。尤其是擁有40多萬名員工、幾成獨立王國的富士康，在連續多起職工自殺事件之后，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長親自帶隊的中央調查組入駐調查。巨大壓力之下，資方最終作出讓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職工管理方面進行了重大調整。
這一樁樁一件件，令“企業經營問題讓企業自己去解決”、“政府不應干預企業事務”的時髦觀點，再一次受到挑戰。在勞動者集體協商制度尚未建成、集體維權行為尚不規范的情況下，政府的這一只手還真的難以放開。
一個令人欣慰的現象是，公安系統是廣東各地方政府部門中最早緊盯著經濟問題衍生的社會管理危機并及早部署應對的部門之一。國際金融危機剛剛發生，當經濟界還在為它對中國沖擊有多大而爭執不休的時候，廣東公安系統已經敏銳地察覺到金融危機可能帶來的社會管理危機。基層干警提前介入，有的通過調查鄉村雜貨店的食鹽銷量變化，有的通過調查出租屋租客變化，直觀地把握工廠開工情況變化，并對可能發生的欠薪、失業安置等等問題作好應對準備。這種敏銳的觀察力和難得的執行力，為社會管理的轉型和創新，提供了良好的樣本。
“精英”群體缺席
面對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政府職能有差距，但作為普通市民，你為社會管理做過什么？很多廣州人無法給出響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稱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務員、醫師、教師、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記者編輯、企業經營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會志愿者，被稱作“小白菜”；廣州亞運會志愿者，被稱作“綠羊羊”。這些昵稱本身，就透著稚嫩與草根氣息。在校大學生，做一些文字資料、指路咨詢、端茶送水之類的簡單勞動，這是許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無論是自家的社區事務，還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無疑是當今社會管理中最遺憾、最無奈的一環。
一些意見領袖、文人墨客，在拿國際先進范例作對比，批評中國文體明星、企業家缺席公益事業的時候，很少把自己擺進去。一些專家學者，可以很起勁地“聯名上書”、寫博客、發微博，但當政府就某項政策法令、社會管理事務公開征求意見時，卻未必愿意“摻和”，認認真真地貢獻智慧，除非相關部門專門邀請，或者聘任為顧問，或者購買他的服務，把“公眾參與”變成職務行為。
#p#分頁標題#e#由于掌握著最多資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眾參與社會管理，常常表現為“草根服務草根”。如何提高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們每個人在抱怨之余應該認真思考的事情。
網絡民意難吸取
在網友對被網帖拉下馬的官員津津樂道的時候，更多的網絡監督事件，洶洶擾攘幾天，就淡出網民視野、最終銷聲匿跡。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曬”工資，發帖者掛出包括財務報表在內的連串證據，相關單位輕描淡寫地解釋幾句，對證據不予理睬，沒了下文。
《曬曬最牛煙草局長的出入境記錄》，曝出廣東汕尾煙草局局長持有兩張身份證、兩本護照、近些年共進出港澳65次、一個月吃喝招待費206萬元。爆料者掛出了一系列圖文證據，包括5張“出入境記錄表”，詳細羅列其進出港澳的情況。然而除了其上級廣東煙草局回應“正在調查”之外，并未見其他執法部門跟進。
網絡之所以具有“眼球經濟”的特點，就是源于網民會因一個熱點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個熱點轉移而快速解體。被監督的單位，只要給個不咸不淡的回應，“硬扛”幾天，網民沒有新的證據，沒了新“段子”，風波也許很快就會過去。這已經成為一些部門應對網絡質疑的有效法寶。
當網絡監督、網絡問政被當作公眾參與社會管理的重要通道，被寄予重望之時，由于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遭遇相關部門不“接招”，網民如之奈何？最終難免一聲嘆息。
《瞭望》文章：消解“階層固化”隱憂
如何才能通過制度安排，縮小不同階層之間的差距，從而彌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沖突，降低風險？
近來，“富二代”、“官二代”與“貧二代”、“農二代”等熱詞躥紅網絡。從被指“欺實馬”的杭州飆車撞人案，到喊出“我爸是李剛”的河北大學撞人案，從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為干部子弟“量身定做”，到大學生舉報“官二代”被寧夏吳忠警方跨省拘捕一個個公共事件不斷刺激著社會各界的神經，將“官”與“民”、“富”與“窮”、“強”與“弱”的社會斷裂與對立展現得淋漓盡致。
在這些事件中，當事人的“身份標簽”成了不少民眾價值判斷的主要依據，事實真相以及對錯反而成了次要問題。這種看似非理性的社會心理背后，其實是民眾對于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焦慮與憤恨，尤其是對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日趨困難，而特權階層權力代際傳遞不斷增強的情緒宣泄。改善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新背景、新課題。
“拼搏不如拼爹”？
合理、充分的階層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只有實現社會的良性流動，社會才能在飛速前進中保持穩定與平衡。1978年中國吹響的改革開放號角中，社會層面的最強音就是打破了“出身論”與“血統論”對人的桎梏。恢復高考，讓無數青年有了改變命運的平等機會，實現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正是充分的階層流動，為30多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持續動力和人才支撐。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的步伐明顯加快，社會階層的分化成為必然趨勢。中國社科院2001年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將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大階層雖然引發爭議，但是每個社會實際上都存在一個地位較低的社會群體。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我國有沒有一個底層群體存在，而在于處在社會底層的人群日趨定型，缺乏改變自己命運的渠道和機會，難以實現公正、合理、開放的向“上”流動。讓人擔心的是，這種局面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而緩解，近年來反而有惡化的趨勢。
從教育層面看，教育和因教育而獲得的技能，是現代社會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機制。過去，平民或農家子弟改變命運的主要路徑是：家庭貧困——發奮讀書——考上大學——順利工作——改變家境。但現在這一傳統的底層向上流動模式出了問題，教育產業化帶來的教育費用攀升成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僅在西部一些城市，2010年就讀優質公立幼兒園的費用都已逼近重點中學，讀大學本科普通專業僅4年的學費就達2萬元左右，如果是藝術類專業四年的學費高達6萬元。按現價計算，要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支出在20萬元以上。應對這樣的“高消費”，工薪階層父母都壓力很大，社會底層人群更是難以承受。近幾年，本刊記者每次到下崗職工、無業居民等城市困難群體聚集區走訪，大家抱怨最多的除“腐敗和社會不公”外，就是“子女教育費用高，無力承擔”。
#p#分頁標題#e#同時，高考的公平性也在急劇惡化。一些地方不斷曝出保送黑幕、加分泛濫等丑聞，權勢、金錢擊碎了老百姓心中高考是“中國相對最公平的競爭”形象。在2009年備受全國關注的重慶民族考生造假事件中，被公開點名的造假者父母都是重慶區縣的黨政領導干部，有的竟然是招辦主任。而當年重慶共有6.5萬人獲得高考加分，加分人數超過考生總數的30%，名列全國榜首。
從就業角度看，公平性的惡化程度比教育界更糟。找個理想的職業——努力工作——實現自我價值，是每一個踏入社會的年輕人的自我期許。但給人希望的《奮斗》只是電視劇，現實卻比《蝸居》還殘酷，就業在很大程度上已淪為“拼爹游戲”，父輩社會地位的高低，掌握社會資源的多少，成為子女就業的決定性因素。一句風行網絡的“恨爹不成剛(李剛)”道出了多少年輕人的無奈與嘆息。
2005年我和同事在采訪時就發現，就業過程中的權力代際傳遞和階層固化現象已凸顯出來，擴招表象下的大學生就業難其實是“無權勢、無背景、無關系”的“三無”大學生就業難。我們當時獲得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西部某省會公務員隊伍中，父母是“公務員”的比例最高，達到33.3%，父母是“普通職工”的占26%，而父母是“進城務工人員”的比例最小，僅占2.8%。
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情況近年來更加突出了。從一些地方公務員招考不斷爆出的“老子招兒子”、“量身定做”等新聞可見一斑。比如，福建屏南縣財政局招聘公務員的條件苛刻怪異，結果符合條件的只有一個人報名，“恰好”是某副市長之女，被網民稱為“史上最強政府招聘”。經媒體曝光后，縣財政局局長和人事局局長遭停職檢查。現在，官員之間互相安排子女就業似已成為“潛規則”，有的還通過姻親關系進一步鞏固聯盟，這種“精英復制”、“權力世襲”的情況在縣一級尤為突出，形成了錯綜復雜的裙帶關系，這也是縣級改革最大的人事障礙。
階層固化的社會沒有贏家
2003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物質生活的豐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到來，使“中產階層”成為了社會熱門話題，似乎中國人很快就要過上“美式中產生活”。培育中產階層，推動我國社會結構由“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變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現代社會結構，當時成為社會共識。
但這樣的愿望近年來無疑破滅了。由于正常的社會流動遭遇各種壁壘，被稱為“社會穩定器”的中產階層不僅沒有壯大，社會的分化反而加劇了，社會結構呈現出一種底層人群龐大的“倒丁字形”結構，群體之間有著非常鮮明的界限，而階層之間的誤讀和對立日漸走強。
一起普通的車禍，當事人雙方的身份、地位，甚至肇事車輛的品牌都可能決定民眾的態度，至于責任認定反而少有人關注。如果肇事車輛是寶馬，撞的是普通老百姓，那就成了“寶馬撞人案”，立即被民眾貼上了“為富不仁”的標簽。如果當事人是黨政官員或政法干警，那輿論絕對一邊倒，任何解釋都會被視作“官官相護”。
這種階層間的誤讀與對立，在2008年哈爾濱6名警察打人致死案中尤為典型。最初，網絡民意普遍痛斥警察濫用公權，對學生施暴，要求“嚴懲警察兇手”。后來，有人散布謠言稱“死者有高官親屬背景，為人囂張”后，受害者身份變成“官二代”后，網絡民意立即出現一個180度的轉彎，反而為涉案民警鳴冤叫屈，不少網民甚至稱“警察打死惡少是為民除害”。
當下的中國社會，官員與民眾，富人與窮人，精英與草根，體制內與體制外，日益分成界限清晰的“你們”和“我們”，各自的話語體系猶如雞同鴨講。既得利益集團壟斷各種社會資源，并固化利益；社會底層則抱怨社會不公，極端的平民主義和民粹主義開始露出苗頭。人人都認為自己“弱勢”，人人都缺乏安全感，整個社會處在一種緊張狀態。
#p#分頁標題#e#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社會沒有贏家，社會也必將付出慘痛的代價。現在，“無權勢、無背景、無關系”的80后、90后年輕人一步入社會，面對的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憑借個人的努力來改變自己社會經濟地位的難度加大，他們要在事業上跟“官二代”競爭，在感情上與“富二代”競爭；男人面對的可能是“富士康”式企業，女人面對的可能是“山木集團”式老總，不少人成為漂蕩在城市的“蟻族”或“底層知識青年”。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他們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決定著國家未來的走向。如果強烈的不公平感、挫敗感與被剝奪感始終左右著一代年輕人的情緒，那么培養出的就是“憤怒的一代”，當他們成為國家主人翁時，可能就是一個“憤怒國家”，在世界上“憤怒崛起”。
在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社會，精英階層也是輸家。階層對立使社會缺乏理性、客觀、公正、寬容的環境，精英階層被預設為“壞人”與“惡人”，被貼上各種標簽。安全感的降低，使一些有權、有錢人不斷將家人和財產轉移境外，并拼命為子女謀取更多的社會地位和資源，希望既得利益能千秋萬代，世襲永享，永不變天。但這樣就真的安全了嗎？
以“法”彌合社會裂痕
和諧社會絕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而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而要實現這種調節和均衡就必須靠“法”。
60余年的共和國歷史證明，一旦法治沉淪，往往就是人治橫行，權力為所欲為，社會混亂的時期。因此，1997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
防止階層固化與權力世襲的關鍵是建立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法”就是規則，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對濫用公權的黨政干部，破壞社會公平的人必須依法處理，而不是大事化小，敷衍民意。只有通過對每一起公眾事件的窮追猛打，一查到底，讓踐踏規則的人付出相應代價，才能樹立法律的威信，增強民眾對法治的信心。
目前，在緩解社會矛盾方面有一個錯誤的傾向，一些官員認為只要加大住房、醫療、教育、社保等民生領域的投入，提高社會底層人群的生活水平，“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就能實現社會和諧。但是，錢帶不來社會的公平正義，不解決“權力通吃”、“潛規則”危害社會的問題，生活水平再高，財富積累再多，都只是緣木求魚。
歷史的經驗表明，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偉大的成就是實現了對權力的馴服，把權力關進了籠子。只有實現了依法治權，依法治官，保障公民權利才不會落空，公平正義才能“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此外，還要打破各種阻礙社會流動壁壘，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市化進程。統籌城鄉發展是今后的一個重點。當前，尤其要防止利益集團扭曲改革，導致“播下龍種，收獲跳蚤”的尷尬。比如一些地方農民“被城市化”、“被上樓”等等，看起來是改革，其實瞄上了農民的土地。
在各地的戶籍改革熱潮中，四川成都的理念值得關注。即：尊重農民的選擇權，戶籍統一不以農民放棄原有利益為代價，到2012年實現城鄉自由遷徙，徹底消除隱藏在戶籍背后的身份差異和基本權利不平等。不管其改革能否成功，單就改革思路來看，抓住了推動社會流動的“權利均等”核心問題，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浩繁工程，應以此起步。
《瞭望》文章：社會力量有序“自組織”
順應社會自我發育的必然趨勢，人民群眾永遠是最可相信的堅定力量
2010年11月21日，上海的余姚路、膠州路成了一片白色花海。這一天，是上海“11·15”特大火災遇難者的“頭七”之日。清晨起，10萬群眾自發從四面八方趕到火災現場，舉行公祭。交響樂團舉行義演、街邊的美發店也傳出悲憫的“大悲咒”。上海的黨政領導也到場致哀。全上海甚至全國民眾對于火災遇難者的哀悼借此得以宣泄。一場規模如此巨大的公祭，讓人們看到了社會普通民眾自發組織的力量。
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已經從過去與傳統政治體制高度一體逐漸走向獨立。分析近年來的各類產生正、負面影響的群體性事件，本刊記者發現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即基層群眾通過社會“自組織”的方式來表達訴求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黨的群眾工作必須正視這一發展動向并主動作出調整，發現需求、滿足需求、引導需求，加大政府哺育力度，支持社會自我發育。
#p#分頁標題#e#包括上海大火公祭在內的眾多事實證明，只要將群眾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體制外的社會“自組織”同樣能夠成為新時期黨的群眾路線以及社會管理體制的有益補充。
社會“自組織”挑戰傳統體制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通過一系列政策把社會整合起來，從而實現對社會的有效而統一的管理。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隨著社會群體和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單位、村(居)委會等傳統體制對公民個人的約束力越來越小。相應地，他們“代言”群眾、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相對削弱。
上海大學副校長李友梅教授對本刊記者說：“現在問老百姓，遇到不公正待遇應該找誰？既不會找單位，也不會找(村)居委會，往往直接找政府部門信訪，信訪無門，那就進行社會‘自組織’，‘集體散步’、靜坐、網上發帖、微博直播，甚至發展到群體性事件。”
專家分析認為，除涉日游行、抵制“家樂福”等因愛國主義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外，大多數的社會“自組織”事件往往以組織者和參與者的特定利益面臨重新調整為導火線。本刊記者在調研多起群體性事件后發現，當前一些基層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權威性都面臨著社會“自組織”的挑戰。
地方政府所做的有利于老百姓的就能得到支持；相反地，如果政府決策讓部分群眾有了“被剝奪”的感覺，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社會“自組織”的動員中心，一個信號出去就可以動員起來，事件如果在初期沒有得到及時處置，還將引來部分無直接利害關系但同樣對自身境遇不太滿意的群眾的參與，導致事態不斷擴大。
一些基層干部的群眾觀念不強，群眾作風不夠扎實，則往往成為社會“自組織”現象的“助燃器”。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副院長王金定教授說，當前部分基層干部的生活圈幾乎與老百姓絕緣。他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對一些群眾的生活艱難缺乏切膚之痛。這些局限，令他們以個人的體驗代替群眾的感知，以發展的艱難作為難以解決民生困苦的托詞，以過高的利益訴求掩蓋群眾工作的不力，以輿論的炒作回避對工作過失坦誠的檢討。
回應社會“自組織”訴求
近年來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增強群眾觀念，對于社會“自組織”趨勢，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將其放在工作的“對立面”上，而是通過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將其作為更加尊重群眾意愿，更快回應群眾關切，更好滿足群眾需求的有益補充渠道，回應社會“自組織”訴求。
擁有138萬人口的深圳市南山區是初步達到現代化水平的區域，2006年人均GDP已達2萬美元以上，集聚深圳70%的碩士學歷以上人才。但是這一高增長、高學歷地區過去卻是一個矛盾多發區。2000年以來，圍繞住宅而引發的物業糾紛與業主維權事件此起彼伏。
2004年發生的“鼎太風華事件”中，維權業主先后6次圍堵市、區主干道，并多次到政府門口集體靜坐請愿，每次參與的業主都在200人以上。此后發生的“西部通道事件”中，沿線業主舉行4次游行示威活動，業主自發募集的維權基金就達150多萬元，用于聘請律師、環評專家與政府談判和對話。
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黃衛平教授分析，深圳市南山區過去所發生的這一系列業主維權行動，是典型的社會“自組織”行動，也是當前群眾工作所面臨的突出難點。現有行政體制無法完全滿足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的需求，是滋生社會“自組織”傾向的土壤。因此當前對于社會“自組織”的態度不應當是阻止，而應重在引導，通過嵌入、吸納、參與等方式，使社會“自組織”行為成為新時期群眾工作的新渠道。
從2007年起，南山區號召全區黨員和公職人員在所在的社區、小區和樓棟“浮出水面、亮出身份”，推動他們參與競選樓棟長、業主委員會主任及成員，兩年間黨員和公職人員擔任業委會委員的比例從23%提高到44%，成為社區利益的有序傳遞者和社區穩定的維護者。此后，南山區的社會矛盾大為緩解，大規模的游行、上訪、堵路等行為基本消失，業主開始通過協商、談判、法律途徑維權。
無論是深圳“南山模式”，還是四川“高坪模式”、北京“東城模式”、浙江寧波“海曙模式”，背后都有著相似的邏輯：黨和政府組織執政資源嵌入城市社區和農村中，代表民意、整合利益、引領社會；建立暢通的表達渠道和有效的吸納機制，將群眾利益訴求吸納到體制內釋放，實現公民自主參與的有序化；通過創新基層黨建與基層民主的路徑，鼓勵居民自治，構建起黨和政府主導下的群眾權益維護機制，實現社會有序“自組織”。
“伙伴”還是“伙計”
#p#分頁標題#e#社會組織是吸納社會“自組織”訴求最為有效的途徑。當前社會事務紛繁復雜，社會問題各式各樣，社會需求千差萬別，利益關系錯綜復雜，政府早已無法負荷“完全包管”的社會管理方式。
志愿者、民間組織、社區等社會力量融入社會管理已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社會組織能在司法、教育、衛生、社會保障、老年人服務、家庭服務、外來務工人員服務、少數民族與宗教人士服務等方面有所作為也已成為共識，那為什么當前國內的社會組織總是舉步維艱呢？
本刊記者調研發現，當前至少有三大瓶頸制約著國內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首先是稅負較重，目前絕大多數社會組織還不能像民辦學校、民營醫院那樣得到政府更有力的支持，在稅收上與企業一樣根據賬戶余額征收所得稅和5.5%的營業稅，而對這些社會公益組織來說，由于很多服務都是跨年度、長周期的項目，賬面年度盈余往往都要預備支出，因此財務壓力極大。
其次，社會工作人才數量少、薪酬低、隊伍不穩定，即使是在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社會工作人才的數量較之于發達國家和地區仍然偏少，而且由于薪酬偏低，職業吸引力不強，社會對社工的認知度低，專業人員流失現象也比較嚴重。
再有，基層政府往往對社會工作重視不夠、認識不到位，有的基層干部仍然將社會組織定位為“二政府”，甚至認為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花錢買太平”，把社會組織看成了“伙計”、“雇員”，而不是平等合作的“伙伴”。
針對上述局面，國內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新的探索。最早在國內開展社會工作職業化的上海浦東新區，近年來以培育發展為基礎、以提升能力為核心、以管理服務為手段，積極引導社會組織發揮作用，如今已有近1500家社會組織，專業社工機構達到26家，具有國家職業資格證書的社會工作者1500人。浦東新區民政局局長顧云豪說：“發現需求、滿足需求、引導需求，是浦東發展壯大社會組織最重要的經驗。”
走進上海浦東新區峨山路618號，由老工廠改造而成的辦公樓充滿著“LOFT”(閣樓)的氣息，門口掛著一塊醒目的招牌：“浦東公益服務園”。在這里，孵化器這種培育中小型科技企業的成熟模式被套用到社會組織的培育中，處于草創階段但具有良好發展勢頭的小型公益組織，同樣能夠享受到孵化器的陽光雨露，入駐3年免租金。
優惠而有針對性的扶持政策換來了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2010年年底，一批6家由浦東公益服務園培育的公益組織正式“孵化出殼”，分別涉及社區影像、青少年教育、社區藝術、流浪動物問題以及不同人群代際融合等服務領域。3年來累計已有21家公益組織從這里成長起來，目前還有19家公益組織正在孵化之中。
這些公益機構的創始人，既充滿理想又不乏行動能力。首批孵化機構“多背一公斤”的創始人余志海原先就職于通信及IT行業，對旅游的熱愛讓他走遍西南大部分地區，也看到了農村教育的落后狀況。
2006年，余志海辭職后專門領導和運作“多背一公斤”組織，鼓勵讓每個人通過簡單易行的小行動聯結起來，以大眾參與的形式改善鄉村教育。如今，“多背一公斤”已經成為全國知名的公益組織，許多人都通過這個平臺發現和分享鄉村學校信息，為鄉村學校設計服務方案或組織活動，以自發、自組織的形式為鄉村學校帶來持續的服務。
“公益服務園讓我的理想有了可以安放的地方。”2010年年底剛剛“出殼”的禾鄰社區藝術實踐社創始人盧璐說。這位復旦大學畢業生，曾在英國拿到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戲劇與劇場系碩士學位。
盧璐希望通過藝術家社區駐留計劃、社區藝術課堂等項目，以劇場模式重新發現社區本土文化的價值，從而打破社區內不同人群之間的隔閡，促進社區居民的融合，并提升外來人員對城市社區的認同感。
在基層的每一次采訪，本刊記者都深深感受到蘊藏在普通民眾中的生機和力量，尤其是在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廣州亞運會的籌備和舉辦過程中，各方都見證了群眾發自肺腑的理解支持能夠創造何等的奇跡！
#p#分頁標題#e#人民群眾永遠是最可相信的堅定力量，新形勢下創造更多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引導社會實現有序“自組織”，各級黨委政府才能更加尊重群眾意愿，更快回應群眾關切，滿足群眾需求。□
《瞭望》文章：·專家視角·
改革社會管理
創新社會管理，關鍵在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
社會管理體制是圍繞社會管理活動所建立的一系列機構、規范和制度體系，以保證社會管理活動能夠有序開展。目前，中國社會管理體制已經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是社會管理滯后的主要原因，亟待加快改革和創新的步伐。
改革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要以完善政府主導、多方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為重點，健全社會規范體系、權益保障機制、利益協調和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防控調處機制為主要內容，以維護社會秩序、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源頭治理
社會管理宜關口前移，著眼于防止和減少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產生，為有序有效的社會管理創造良好的環境。現在一些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都源于相關體制機制不健全、已有制度政策不落實，需要從社會規范、利益保障、社會風險防范等方面入手，進行源頭治理。
首先，健全社會規范體系。要建立一整套社會規范體系，使各方面行為有所遵循。一是發揮傳統社會規范體系的作用。中國傳統上講“仁”重“禮”，各民族和各地方人民也有著豐富多彩的民族風俗和民間習俗，應充分重視傳統社會規范的社會管理價值，有效加以利用。
二是加強道德建設。加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建設，形成男女平等、尊老愛幼、愛崗敬業、扶貧濟困、禮讓寬容的人際關系，培育健康向上、積極進取的文明風尚。樹立正確的義利觀，把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個人合法利益。
三是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利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動員社會力量，在嚴格依法采集個人信息、保守個人隱私的前提下，準確記錄和反映人們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信用情況，評定信用等級，把社會信用水平與人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機會聯系起來。
其次，完善利益保障機制。利益是維系社會秩序的基礎，是激發社會活力的重要源泉。一要妥善處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科學合理界定公共利益，不能借口公共利益侵害個人合法利益。
二要兼顧和協調不同方面群眾的具體利益，統籌兼顧發展能力強的群體與發展能力弱的群體的利益，統籌兼顧改革中得益較多的群體與得益較少的群體的利益，統籌兼顧先富群體與后富群體的利益，統籌兼顧不同行業群體之間的利益，減少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和沖突。
三要緊緊抓住并著力解決人民群眾生產生活中面臨的實際困難，尤其要注意在土地征用、房屋拆遷、水庫移民、環境保護、企業重組改制過程中保護好群眾的合法利益。
權益保障機制一個重要的內容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要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探索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加快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與戶籍制度脫鉤的步伐，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促進農民工和其他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
再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當前改革的重點是，使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切實得到提高，使再次分配的各項調控機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更加有力、有效，使三次分配的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等在促進分配公平中發揮更大作用。
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在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提高保障標準和保障水平的同時，注意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中國公民無論居住在哪個地區，都有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減少由于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相差過大而引發社會矛盾。
此外，建立重大決策社會風險評估機制。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直接關系到社會管理狀況的好壞。不少社會矛盾就是決策程序不規范、各方面意見反映不夠、時機不當、負面影響考慮不周全造成的。因此，今后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重要項目審批、重大工程立項、重大舉措出臺，事先都要進行社會風險評估，把可能出現的社會風險、環境影響、矛盾糾紛及各類不穩定因素予以充分考慮，權衡利弊，科學決策、謹慎決策、穩妥決策。對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安全隱患和矛盾糾紛，預先制定防范化解措施，落實責任，把負面因素減到最少。
常態調控
#p#分頁標題#e#社會管理就是做好日常的社會關系協調、社會問題處理、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治安維護和社會風險應對，做到社會矛盾不激化、不轉化，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可控可解。因此，需要疏通利益訴求表達渠道，完善矛盾調處機制。
其一，強化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創新社會管理，關鍵在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正確處理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的關系，政府該管的事堅決管好、不該管的事要堅決退出，用正確的方法做正確的事情。同時，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公務員社會管理的素質和能力，研究和把握新形勢下社會管理的特點和規律，既要善于運用傳統的工作方法，也要學會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提高社會管理效率。
其二，促進社會組織發展。社會組織是社會管理的重要依靠力量。應加快社會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將適宜于社會組織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盡快轉移出去，實現政府職能轉變與社會組織發展的良性互動。探索和改革社會組織管理辦法，降低社會組織登記的門檻，認真研究、適當放寬社會組織特別是草根社會組織的準入條件，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管和服務，引導和規范其健康發展。尤其應重點發展社區性民間組織，使其成為社區基層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同時，要積極引導和培育農民工、外來人口成立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社會組織，在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建立良好的伙伴協作關系，提高政府對其管理和服務的組織化程度。
其三，加強城鄉社區建設。城鄉社區是社會管理的重要載體，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在城市，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財政對社區建設支持力度，健全社區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培養、吸引、使用好社會工作者隊伍，擴展社區服務內容、提升服務水平，提高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度、參與度和滿意度。
在農村，要探索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妥善處理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關系。做好城鄉接合部的社會管理，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各地區各部門要把人力、財力、物力更多地投到基層，夯實基層組織，壯大基層力量，整合基層資源。
其四，疏通利益訴求表達渠道。訴求表達是權益保護和矛盾調處的前提。領導干部應經常深入基層，傾聽群眾呼聲，了解群眾疾苦，掌握群眾需求。真正發揮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與群眾定期溝通聯系的制度。充分發揮新聞媒體在反映群眾訴求、進行輿論監督方面的作用。積極發揮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廣泛聯系群眾的優勢，通過它們反映訴求，收集民意。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技術，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在制定關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時，召開聽證會，進行多種形式的決策公示，充分聽取各方面群眾的意見，健全和完善信訪制度，創新信訪形式。
其五，完善社會矛盾調解機制。充分挖掘民間資源，充分利用鄉規民約，充分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化解調處矛盾糾紛，充分發揮調解組織和仲裁機構的作用。堅持把“調解優先”原則貫徹到執法辦案工作中，積極探索建立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政法綜治部門牽頭協調、司法行政機關指導管理、調處中心具體運作、職能部門各負其責、社會各方廣泛參與，集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于一體的大調解工作機制，及時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其六，建立健全虛擬社會綜合管理機制。一些社會矛盾和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呈現出網上與網下相互呼應、放大推動的狀況。建立有效的虛擬社會管理機制成為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一方面，應堅持民主、自律、包容的原則，采取政府管理和社會參與相結合的互聯網管理模式，形成行政監管、行業自律、技術保障、公眾監督和社會教育相結合的互聯網管理體系。另一方面，要把虛擬社會和現實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積極探索虛擬社會綜合管理機制，著力提高網上發現、控制、處置社會矛盾的能力。
應急處置
社會管理有常態和非常態管理之分。總有一些問題始料不及、防不勝防，總有一些矛盾得不到及時控制和有效化解，最終激化、爆發，這就需要非常態的應急管理體制，采取非常態手段、動用非常態資源，控制局面、解決問題。
#p#分頁標題#e#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各種傳統的和非傳統的、自然的和社會的風險矛盾交織并存，公共安全和應急管理工作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應急管理的任務十分艱巨，迫切需要構建統一指揮、結構合理、功能完善、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特色鮮明的應急管理體系。
要完善應急管理領導體制。按照“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要求，建立健全各級各類應急管理機構，明確職責權限，理順工作關系，保證經費，加強技術裝備，配齊配強干部和工作人員，提高人員素質能力。
加強應急保障體系建設。建立健全應急救援體系，加強應急隊伍建設，加強志愿者隊伍建設；加大應急管理資金投入的力度，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各方面相結合的應急資金投入機制；加快建立國家巨災保險體系，充分發揮各類商業保險的應急功能，建立應急管理公益性基金，加快應急管理產業發展，有效分散風險、減少損失；科學合理地加強應急物資的儲備和管理，加強跨部門、跨地區、跨行業的應急物資協調保障，建立高效的共享調運機制；推進應急管理平臺建設，提高應急科技保障水平。
加強應急管理機制建設。強化突發事件監測預警機制，完善信息報告和共享機制，完善應急處置救援機制，完善社會動員和參與機制，健全信息發布和輿論引導機制，健全國際合作機制，健全恢復重建機制，健全風險評估和事故調查機制。
加強應急管理法律和預案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有關突發事件的法律法規，抓緊制定各項配套制度，做好相關法律的宣傳普及工作。進一步提高預案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加強預案演練，確保預案規定內容落到實處。
加強全民風險防范和應急處置能力建設。應建立健全各種風險隱患排查監控機制，依法落實風險和突發事件隱患排查監控責任，實現對各類風險隱患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重點加強應急知識的宣傳教育，將公共安全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利用各種新聞媒體介紹普及應急知識，特別是要加強對各級干部應急知識和能力的培養，提高對突發事件的應對和處置能力。□(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
《瞭望》文章：群眾工作要走出新路線
群眾工作、群眾路線，是中國傳統社會管理體制中的核心理念。在社會急速轉型時期，發源自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群眾路線，應該更好地體現在社會管理體制的轉型和創新中。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戰爭和國家建設中，形成了一條非常優良的群眾路線。這是我們工作的三大法寶之一。借助于此，黨和政府得以深入群眾、了解群眾疾苦，能夠及時地反映老百姓的利益訴求，維護社會穩定。然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經濟格局發生巨大變化，傳統的群眾工作出現了種種不適應。
最突出的表現莫過于，一些領導干部長期生活在官場之中，不了解基層百姓最需要什么、最呼喚什么，而是以“我要給你做什么”的單向思維行政，往往得不到群眾的理解。一些黨政官員為了搞政績、搞形象，過度消耗資源，不是為老百姓造福，而是為自己的業績和升遷，老百姓當然不會支持他們。
一些黨政領導、黨政公務人員、黨政機構甚至與民爭利，和群眾路線完全背道而馳。這不僅損害了干群之間的“魚水關系”，更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形成、激化了許多社會矛盾。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堅持社會管理“走群眾路線”的基本價值理念并且走出新的路線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篇大文章。這幅路線圖如何劃定、如何調整，關鍵不在于老百姓，不在于群眾和社會，而在于黨政機構自身，在于數百萬公務人員。只有黨政機構、領導機關、公務人員都矯正其“為人民服務”的思維和工作方式，才能夠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老百姓的需要。
具體來講，第一，要加快黨政機構自身改革的步伐。最大限度消滅黨政機構的特權意識，令其改變自身工作作風，使政策設定、制度設計能夠真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體現“權利在民”、體現“公仆意識”。這是第一要義。
第二，要最大限度地限制黨政機構的部門利益，切斷政府與民爭利的觸手，重塑黨政部門的公信力。
第三，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保障社會的公平公正。一個社會正常的貧富差距是可以理解的，最擔心就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差別而導致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為了更有效地協調社會利益關系、化解社會矛盾，政府出臺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時，其重心應更加充分地“落子”于困難群眾，促成公共政策的平衡與公平。這一點是最核心的，如果能夠取得進展，是可以“一著盤活全局”的。
#p#分頁標題#e#“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盡管這句話已經很少被人提及，但它卻能深刻反映公共政策理念的本質——黨政部門的重大決策，最終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要為老百姓謀利益。因此，傾聽老百姓的呼聲，是社會管理體制創新中的首要任務。
近年來，各界對新時期群眾工作的新路線不斷探索。各地都有不少黨政干部深入農村第一線，到最艱苦的地方和農民同吃同住，了解農民訴求；還有很多大學生當村官，給農村帶去新的思想和科技支持，同時也深刻理解了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這都是傳統的群眾工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創新和實踐。
在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創新中，群眾工作、群眾路線的價值取向一定要堅持下去，實現其從“傳統”到“現代”的艱難轉身。(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瞭望》文章：創新社會管理的法律視角
社會管理民族歷史遺產的貧乏，是今天訴諸管理體制創新的原因之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以前的中國社會，長期受血緣宗法關系、儒家倫理綱常、半殖民地和官僚資本畸形社會文化的支配，基于市場、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體制及其管理制度一直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完整地形成過。
為改變形成新社會管理體制步履蹣跚進展緩慢的現狀，應當加大發展因素和法律因素在新體制形成中的權重，著力于對人民團體管理體制和公共服務體制的關聯性改革，對社會成員社會性權利的系統性回應，對政府安全管理、沖突管理和應急管理的結構性整合，在科學發展和包容性發展原則基礎上逐步形成發展型的新社會管理法律體制，為社會建設提供組織體制保障及其法律基礎。
目前最為緊迫的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是對基于法律結社權的社會組織的管理，以及對過當行使公民自由權的特定社會行為的管理。對于這兩種社會問題的管理體制改革，從法律上看，也應當按照社會組織和行為人的法律性質、由此產生的國家管理職責、納入特定行政管理制度的三個層次，最終形成與社會組織和社會行為法律執行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制。
對社會組織的管理，主要是指對根據結社立法建立的非營利公益性或者互益性社會自治組織的管理。這類組織大致有行業性組織(產業協會等)、專業性組織(醫學會等)和其他社會性組織(消費者、環境保護和志愿者協會等)三種。這種社會組織的法律性質是基于結社權和自治權的社團法人或者財團法人。目前大多實行業務部門管理活動內容和登記部門管理資格相結合的管理體制。
這種管理體制面臨的問題主要存在于對自治權行使的監督能力不足，包括對社會組織自治過程的監督(包括團體決策和經費籌集)，及其對濫用自治權的有效防范和制裁監督。因此，如果打算增強法律規范的作用，就應當強化對結社權和自治權的雙重監督，并以此作為體制創新的著力點。
對特定社會行為的管理體制的法律性創新，應當致力于各類行政管理制度的整合。比如對于包括游行、示威、上訪、靜坐、集體散步等在內的訴求表達行為的管理。表達人為了引起關注，可能在行使合法表達權的過程中，出現某些過當行為，造成消極社會后果。
對社會異常行為與越軌行為的管理，主要針對缺乏社會責任感和無視道德規范的生活恣意放縱人群，他們的行為可以引起對社會正常生活和社會健康風尚的消極作用。對于這些特定社會行為的管理，應當致力于防范和消除不良社會后果，綜合采用精神感化措施和改進物質設施管理措施，分別納入安全管理、沖突管理和應急管理之中。按照不同的管理性質，劃分不同行政機構和社會輔助機構的管理職能，從而形成適宜的管理體制。
社會管理體制建設的法律推進，涉及公民的自由權和社會權。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應當有利于保障這些權利的正當行使，保障這些權利在發展的前提下得以實現。為此，社會管理體制應當成為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有效因素，防止和制止社會排斥現象，實現社會成員對于發展的平等參與和平等享有發展成果，從根本上減少導致社會矛盾的可能。□(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政府研究所所長)
《瞭望》文章：·地方實踐·
創新社會管理的臺州步調
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以來，臺州市民生支出占到財政總支出的76%
#p#分頁標題#e#作為民營經濟先發地區，浙江臺州市既有經濟社會轉型期各地普遍存在的共性矛盾，也有市情條件下的特殊矛盾，這些都對創新社會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來，臺州市從尊重群眾意愿、維護群眾利益、化解群眾矛盾、夯實群眾基礎四個方面，進一步完善社會管理的群眾工作格局，努力形成共建和諧社會的局面。
把尊重群眾意愿和智慧放在首位
大量事實表明，當前社會建設方面存在的較多問題，與盲目決策、工作方法簡單有著直接關系。因此，創新社會管理工作，首要的是堅持思想上尊重群眾、感情上貼近群眾、工作上依靠群眾，以科學的、民主的和法治的方式推進社會關系的整合與創新。
一是圍繞群眾所思所盼所想來推進社會管理創新。近年來，臺州市持續開展定期下訪、蹲點調研等多種形式的領導干部下基層活動，健全領導下基層調查研究和領導聯系重大事項制度。如在2010年全市開展的“機關服務基層，干部服務群眾”活動(以下簡稱“雙服務”活動)中，各單位找準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工作的重點，積極開展責任承諾公開活動。
二是依靠群眾自身的智慧與力量創新社會管理。臺州各級黨委政府堅持尊重群眾的創造經驗，大力總結和推行“民主懇談”、“村級民主議事五步法”等制度，健全黨務公開、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制度，切實提高決策的科學化、合理化水平。這些舉措和辦法都來自于群眾的智慧，得益于群眾的創造，同時也確保社會管理決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是完善群眾監督評價社會管理工作機制。臺州市委、市政府從2005年開始，每年組織開展一次萬人評議機關活動，并大幅增加社會管理的考核內容和群眾滿意度指標，把評判權交給群眾，進一步強化了公眾導向的績效評估，增強了政府公信力。
把群眾利益作為根本
利益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礎。必須切實找準最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和不同方面群眾具體利益的切入點，以解決基層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需求，讓發展帶來的利益增量為廣大群眾所共享。
一是健全群眾利益訴求和協調機制。臺州市大力推行領導與群眾面對面的“懇談日”活動、“走進矛盾、破解難題”專項行動和“雙服務”活動。各單位通過組團式、主題式、結對式等方式，搭建集廣泛征詢服務內容、快速對接服務項目、建立健全服務機制三位一體的服務平臺，幫助基層群眾、企業、村居解決發展中遇到的節點難點問題。2010年全市共有3205名領導干部下基層蹲點送服務，服務村(社區、企業)11642次，破解難題3462個，落實幫扶資金19529.12萬元。
二是著力保障和改善社會民生。近年來，臺州市出臺了一系列針對社會民生的政策文件，深化衛生醫藥體制改革，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力度，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完善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從根本上保障群眾的發展權益。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以來，臺州市民生支出占到財政總支出的76%。
三是加強重點人群的服務管理和關愛幫扶。臺州市積極探索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辦法，深化“人房關聯，以房管人”的管理模式，加強流動人口信息采集，推行流動人口社會化服務管理新模式，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為流動人口提供相應的政策待遇保障。針對貧困群體和低收入群眾，建立健全黨員干部層層聯系貧困鄉鎮、貧困村、貧困戶制度和“一戶一策一干部”制度，實施“心靈關懷”計劃，使困難群眾重塑生活信心。
把化解群眾矛盾作為關鍵
當前，企業改制、城鎮拆遷、農村征地等過程中社會矛盾尤為突出。為此，必須構建社會矛盾動態協調和化解機制，使社會矛盾不斷得到及時化解、向好的方面轉化，使社會處于動態平衡、動態優化、井然有序、健康運行的狀態。
一是及時掌控社會動態和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臺州市按照“見微知著、搶得先機、爭取主動、防止激化”的要求，進一步強化信訪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度，認真落實縣、市、區每月一次和鄉鎮(街道)每周一次的社會矛盾形勢分析制度和定期排查制度，加強對重點地區、重點工程、特殊群體、敏感時期的監控和排查，對排查出的矛盾糾紛建立臺賬，分級負責，歸口管理，逐一落實措施、責任和人員，限期予以化解。
#p#分頁標題#e#二是建立和完善群眾矛盾調解機制。近年來，臺州市建立健全縣(市、區)、鄉鎮(街道)、社區(村)三級調解工作網絡，規范和提升綜治信訪維穩中心建設和聯動調解中心，積極推進和諧社區(村)和民主法治社區(村)建設，充分運用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最大限度地化解各類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社區)，矛盾不上交。
三是建立和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臺州市堅持“傳統+科技、民警+群眾、執法+服務”的工作理念，不斷推進街區防控網、社區防控網、虛擬社會防控網組成的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深化“網格化”治安巡防模式，建設公安派出所警務指揮中心，深入推進“技防入戶”工作和農村“治安小區化”管理，嚴厲打擊各類違法犯罪，群眾滿意度不斷提高。此外，還建立健全了社會應急服務聯動機制，推廣建立社會應急求助處置中心經驗。
把夯實群眾基礎作為保障
現代社會管理是一種規范的公共治理結構下的公民參與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在充分發揮各級政府作為社會管理核心組織的基礎上，要注意調動全社會的參與積極性，進一步夯實群眾工作基礎，提高社會自治與自我服務能力。
一是加強以城鄉社區(村)為重點的基層基礎建設。近年來，臺州市結合“百千工程”和“城中村”改造，深入開展“社區建設年”活動，全面推進“后進村整頓轉化工作”，組織開展農村社區化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試點，積極推動社區建設向城鎮和城鄉一體化進程較快的農村延伸，著力推動群眾自我服務與發展。
二是促進社會組織的規范和提升。通過大力發展各類中介機構和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團體，規范服務行為和收費行為，加快推進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步伐，加強社會工作者組織和社會志愿者隊伍建設，推進新社會組織的“誠信服務先鋒”活動。
三是加強基層社會服務管理能力建設。在努力為群眾提供方便、快捷、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的同時，大力推廣并聯審批和多證聯辦等制度，建立健全崗位責任、服務承諾、限時辦結、首問責任等制度，提高審批和辦事效率。(作者為中共浙江省臺州市委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