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南京鼓樓醫院鄭黎明醫師
鄭黎明，南京大學醫學院附屬鼓樓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南京大學醫學院副教授、南京醫科大學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從事普外科臨床、教學、科研工作30年。從住院醫生，逐步做到主治醫生、副主任醫師。1999年，成為南京大學醫學院的副教授及南京醫科大學的副教授，兼顧教學。
“現實中關于醫生的種種負面消息讓病患對醫院充滿警惕，希望了解更多的情況來保護自己。而從醫生方面，很大一部分醫生不能接受病人過多地參與醫療決策，他們認為病人不具備基本的醫學知識，很難對醫療決策做出正確的選擇。而且，很多病人詢問過于瑣碎，讓那些處于工作繁忙中的醫生不勝其煩。怎么辦？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多多溝通、善于溝通。‘天使’更要善待病人！ ”
鄭黎明醫生在進行手術。
醫者仁心，仁心仁術。很多人都說，做醫生啊，最辛苦、壓力最大，直接面對醫患矛盾的就是外科醫生了。可是，當初我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高危”職業呢？
“不為良相，便為良醫”
我是1978年參加了全國第一次統考，5個志愿都是學醫。可能也是受家族影響，因為我母親是諸葛亮第50代，我是第51代。在浙江蘭溪的諸葛八卦村，諸葛世家有個家訓，就是“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我們祖上在明朝清朝時就開了百家的藥房、藥店，在江浙等地也開了幾十家，所以也算是克紹箕裘吧。
當時有句話叫做“學醫苦行醫難”，學醫的總學時要比文科多得多，一個學期下來要有2000多個學時，從周一到周六，課時都排得滿滿的。
我是1987年進入南京大學附屬鼓樓醫院的普外科的，剛進醫院的時候做住院醫生，然后是主治醫生，副主任醫師。1999年，南大辦教學職稱崗位，我升為副高，成為南京大學醫學院的副教授及南京醫科大學的副教授，兼顧教學。由此，臨床、教學與科研“三肩挑”。
我自己主要從事胃腸腫瘤外科的診斷與手術治療，以及相關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三十年來在臨床醫療專業技術水平上經歷了一個由量變積累到質變升華的過程，有道是：“行醫路漫漫，艱辛知許多”。
醫院的工作量很大，做門診，專科專家門診，醫藥臨床手術、病房、教學講課、寫論文、編寫專業書籍、做課題、創新、做研究，確實量比較大、面比較廣，但是學術是無止境的，想要把這個行業做好就得做好甘于貧困、甘于奉獻的心理準備。譬如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要去查房，根本沒時間陪家人度周末；平日里有手術的話，連飯都吃不上。醫生這個工作有很大的風險性，需要非常嚴謹，疾病有很多不確定性，同時我們需要有強大的心理素質，在手術臺上的任何情況都懂得如何去妥善處理。
老百姓看病五句話
我的工作主要是周一急診日，急診討論、查房，周二手術日，周三急診日，周四門診日，周五還是手術日。以前，我的門診時間是半天，現在我的門診時間延長為一天，我們醫院為了保證患者看病的質量，主要解決一些疑難雜癥，因此專家門診是限號的，半天限20個號，一天限40個號，有外地來的患者還得加號。接待的病人除了需要住院的，還有一些是出院后隨診的，我把手機號給這些患者，24小時不關機，讓他們有任何情況都可以給我電話咨詢。
我是搞胃腸腫瘤專業，在近十年的時間里，根據臨床流行病學的變化我發現，大腸癌的發病率翻了一番，原來一年醫院收治100-200個患者，現在300個以上，這跟人們的飲食、環境、生活方式等緊密關聯。從2002到現在的10年里，大腸癌得病率翻了一番，那么再過5年，這個數字只會更多。
腫瘤性疾病是現代社會當中威脅人類生存的重大殺手，尤其在特大型城市和大中型城市。如果你能夠做到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以及做到有效的預防，那么，將極大地提高遠期生存率以及生存質量。就拿胃腸腫瘤疾病來說，就是屬于比較典型的環境生活方式病，可以通過有效的預防降低發病率，通過有效地檢查做到早期發現、早期診斷，及時地進行早期治療，就會取得十分顯著地療效。在目前我國大中型以上的城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國很多國民健康保健意識較差，同時環境污染、飲食生活不健康，導致胃腸道腫瘤疾病的患者特別多，以前得癌，像中獎一樣，現在比比皆是，很多人寧可跟朋友一起聚聚餐，花個百八十塊錢很正常，但是拿這一百塊錢做個胃鏡就舍不得，老年人給小孫子買個沖鋒槍舍得，自費給自己做個體檢，做個B超就舍不得，完全沒有體檢保健的意識，所以這些腫瘤一來就是中晚期。中晚期在我們國家5年生存率在30%左右，只有三成左右的人才能活過5年，現在我們做得好，5年生存率可以達到60%，翻了一番。
#p#分頁標題#e#老百姓看病，不管有文化沒文化，最后歸納成五句話：得了什么病？怎么治療？做手術有沒有危險嗎？要花多少錢？最后一句話就是走到門口又掉過頭來問，這手術劃算不劃算？如果花了10萬，最后只活了3-5個月，老百姓認為不劃算，他心里的期望值就是這種惡性腫瘤通過手術，能多活個三五年，這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訴求底線，可是這種胃腸道腫瘤病人70%～80%來的時候都是中晚期。
看病不難看名醫難
在這10年里，一到年初開兩會的時候，就會說“看病難，看病貴”，但是我發現，其實看病不難，是看有名的醫生比較難。還有看病貴的問題是相對的，中國人有出份子的習俗，吃人情飯，這個花下去的錢遠遠比醫藥費大，只不過積少成多。
我工作的南京鼓樓醫院是一所特大型國家重點醫院，擁有百年歷史。因此除了江蘇地區的患者，安徽、新疆、黑龍江、內蒙古、深圳、廣州等地的患者都慕名而來，不少國際友人也來看病，有的是特意遠渡重洋。特別是近十年，國家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來，患者大都有了醫保，紛紛都想到大醫院來看病；近幾年，醫保不斷統一融合，可以異地報銷，又是導致外地病人涌入增加的一個原因。
有很多在縣城里條件相對較好的公務員患者，就不滿足在縣醫院看病，他們覺得那里的醫生經驗不夠；硬件可以短時間提升，但經驗需要積累。所以，不少患者寧可選擇距離雖遠但醫療水平更好、安全系數更高的大醫院就診；再加上快速交通路網的建設，他們可以很便捷地到達大城市、大醫院、好醫院，來看西醫、中醫、看專科和專家。
隨著社會的老齡化，對醫院、醫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就拿南京這樣擁有近1000萬人口的大都市來講，60歲以上的老年人，占總人口的15%～16%，已經進入老齡化城市。老齡化以后，他們得的就往往不是一種病，不單單有胃腸疾病，可能還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還有慢性支氣管炎，以致肺心病等等，這些都需要綜合性加專科性的診斷與治療，這在比較小的醫療機構里是根本沒辦法有效進行的，甚至就是在較大的腫瘤專科醫療機構中，也呈現出明顯的“軟肋”，需要求助會診或轉入有條件的大型綜合性醫療機構中去進一步處置。
目前，農村縣城醫院、鄉鎮醫院則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 這樣越來越多的患者，對大醫院、好醫院的安全性、科學性和有效性的高度認同感，又使得其知名度、美譽度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目前，這種現狀與趨勢，絕不是靠一些“行政手段”一時半會能夠改變的，尤其是在疑難雜癥上其優勢更為凸顯。就像北京的協和、上海的瑞金、武漢的同濟、廣州的中山等醫院一樣，國家的優勢醫療資源還是在向大城市、大型公立醫院集中。
8年前，我遇到了一個70多歲的患者，當時他得了直腸癌，但過了幾年又查出有前列腺癌，緊接著又得了胃癌，后來疝氣又發了，根據他的檢查報告顯示，他體內有一個7cm×10cm的腫瘤。當時沒有醫院敢給他開刀，因為這時他已經80多歲了，腫瘤醫院說，哪敢給他開刀啊，他有高血壓、糖尿病、腦溢血，外帶肺炎支氣管炎，能活下來就很不錯了。只好送到鼓樓醫院來，鼓樓醫院有呼吸科，管肺；有內分泌科，管血糖；有麻醉科、復蘇室、ICU，可以治療腦溢血腦梗，還有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大家將資源集中起來，分頭就把這個手術做好了，這位患者活得挺好。
大的醫院資源肯定要比一般小的醫療機構好得多，其綜合團隊也比較可靠，安全系數當然也高，搶救成功率自然也相對高。
總的來說，全社會的醫療資源，有70%～80%的費用是花在了老年人身上，而老年人身上的費用有70%～80%用在了搶救上，從個體的角度來看，又有70%～80%的錢是用在了這個人最后三年看病的費用上，這說明什么問題呢？大部分人在年輕的時候，基本上花不到什么醫療費用。因此醫保應該有一部分錢投在預防上，預防上花1塊錢，大病治療花10塊錢，大病搶救花100塊錢，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不重視預防，沒有大衛生的理念。
看病貴與醫療成本有關
#p#分頁標題#e#記得1991、1992年的時候，我遇到一個江西農村的孩子，20多歲得了直腸癌，位置比較低，他父親問我能不能給這個孩子開刀，能不能保住肛門，因為直腸離肛門很近，怕手術的時候把肛門也給切了，以后生活質量就很差，我說努力爭取。然后孩子的父親又跟我說，他們家里條件不好，能不能把手術費盡量控制在2500元，我說，我們想辦法省錢把這手術做下來，結果還真做下來了。
但是到了2002年，動這個手術沒有15000元肯定做不下來，2012年，沒有25000元，也做不下來。這里面手術費用（人工）肯定是漲了一些，但是漲得很有限，主要是手術的各種材料更加精準和全面了。以前手術都是用紗布包來保護傷口，現在用的切割保護器就像是一個圈，周圍都是塑料膜，把切割器放到病人的肚子里，把膜一打開，傷口就全部保護住了，保護切口不受污染，并且不被腫瘤種植。
各種輔配的材料，麻醉劑的檔次提高了，安全度也提高了。1990年代用的是硬膜外麻醉，但到了2002年用上了全麻，到了2012年全麻就比較普及了。以前麻醉靠吹氣，人全麻醉以后，心臟在動，但是呼吸沒了，只能插管子吹氣，不管病人怎么樣，一直往里面吹氣。現在設備好了就開始用人工智能，患者自己回20%～30%，機器能夠給你回70%～80%的氣，慢慢過渡，氣筒靠數據監控，這種高科技產品、設備都需要費用。
現在很多大醫院有了重癥監護病房，這在以前是沒有，近10年慢慢普遍起來了，挽救病人的幾率增加了。這就是設備的提高造成了看病的費用也提高了，還有其他物價的上漲，如原來縫線針是1塊錢，現在經過加工就要10塊錢，費用在不斷上漲，老百姓要求也不斷提高，如何構筑和諧醫療環境也就變得重要起來。
善待病人，也要善待醫生
如何構建醫患之間的和諧關系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社會課題。
聰明的病人已是現實生活中客觀的存在，他們不再滿足于完全以醫生以主導的“父權社會”般的醫療模式，他們要求從醫生那里了解自己病情的一切情況，并積極地想參與醫療決策，而且，現實中關于醫生的種種負面消息讓他們對醫院充滿警惕，希望了解更多的情況來保護自己。
而從醫生方面，很大一部分醫生仍不能接受病人過多的參與醫療決策，他們認為不具備基本的醫學知識，病人很難對醫療決策做出正確的選擇；而且，很多病人詢問不得法，糾結于瑣碎，且不具有基礎的醫學常識，溝通起來非常困難，往往期望講清楚一個問題，結果是牽扯出更多的疑問，讓醫生不勝其煩，特別是在工作繁忙的情況下。怎么辦？！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多多溝通、善于溝通。“天使”更要善待病人！
在我們醫務工作者要更好地善待病人的同時，全社會也要善待醫護人員，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當然，這里面我們醫務工作者要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社會的其他方面也還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我帶過一個研究生，非常優秀的一個小伙子，本碩連讀后在鼓樓醫院畢業了，死活不肯留下來，反而自己花了不少錢托人到蘇北的一所市立醫院工作，為什么呢？因為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房子買不起，連自己都養不活。
之前有媒體報道，“以藥養醫”，其實那些藥品差價多是補貼給醫院運行了。所以，現在我身邊的大夫，他們的子女，想學醫的比例太小了。
按理說，醫生是有積累的，經驗是有傳承的，現在醫生的子女都不愿意行醫，為什么？學醫、行醫周期特別長，念這專業成本較高，家境好的還行，勉強能念得下去，你想想看，碩士畢業，博士念完了家長得花多少錢？
我孩子在小的時候說是喜歡學醫，但長大后還是沒有進入這一行，因為她也認為醫生這個職業，責任重、風險大，待遇不理想。
之前有說法是，因病致貧，但也有因學致貧，陜北農民家里三個兒子都考上大學了，但沒有錢供兒子上學，這對農民來說就是個負擔。
還有我覺得現在的培養機制也是有問題，教育的產業化，醫學院校幾千人招進來，畢業后都能進醫院嗎？有的做了醫藥代表，有的做別的了，國外的醫學院也只能招收300人左右。
公正對待醫患矛盾
醫患原本是一家人，醫患雙方應在建立共信的基礎上，大家配合，互相溝通，互相理解，但現在醫患糾紛逐年增加，這也反映出兩方面問題：一方面，從病患家屬的角度而言，他們的維權意識提高了；另一方面，醫療費用的增加，個人支付能力的不足，社會保障的不到位，醫患溝通不夠。甚至一些患者和大夫互相視為對立面，那這個病怎么看？沒法看，醫患關系緊張是在大的背景下逐漸形成的。過去3個人當中有2個人能看得起病，現在是3個人當中2個人看不起病，因為物價指數漲了，交通便利了，邊遠地區的人也到大城市來看病，醫療資源受到分割。
#p#分頁標題#e#我還發現現在很多年輕的大夫不會看病，不會跟人說話，一說話就嗆人，還會兇患者和家屬，兩句話沒說就對患者說：“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啊？！”這可怎么行啊！
2006年，我到南京市中院去調查，當年法院受理的醫患糾紛案件是178件，病人家屬打贏的只有14件。這只是冰山一角，有時真出了什么問題很多人都私了，沒有訴訟。但是這樣的話，事實上是不利于醫療機構對正常醫療行為的監管，很多事情不是私了的事，如果真是人命關天，責任重大，真的是屬于某一個醫務人員責任心不強，屬于責任事故的話，那就應該由檢察院公訴，追究其責任，怎么能私了呢？
如何進一步提供有力的基本醫療服務保障，政府在經濟實力上完全不成問題，關鍵是認識問題。陜西的神木縣實施全民基本醫療免費，也未見得就多么困難。
總之，讓人民滿意，唯有人民利益為大，我們的醫改就能成功！
